重要的是政府职能与定位必须到位。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是政府扩大公共服务的基本立足点。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建立民生服务型的公共财政体制。对财政收入的超速增长进行适度调节，以确保民生经济不受影响。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广覆盖、均等化的必要前提。中央财政应在全国范围内承担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财政应承担选择性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切实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合理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结构、流向，是确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另一有效途径。应加强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确保转移支付办法的透明、公正、稳定，着力提高转移支付的效果，促进地方财政能力均等化的成效。此外，政府各项收费应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保证公共服务不变质。政府还应从长计议，锐意改革，合理规划，分步实施，确保公共服务惠及民生的努力能够到位。

　　近期而言，应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并逐渐与国际接轨的公共服务体系。从长期来看，惠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需要分步实现。近期更多地解决民生方面突出的贫困人口救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免除、高校和中职校贫困学生资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施政府培训、建立农民失业保险与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村村通道路的农村路网工程、实施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制度等等。这些惠民项目投入适度、收效显著，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迫切、最急需的公共服务积累问题，各地应着力实施。从远期来说，基于公共财政能力的增强和公共服务经验的积累，要加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体制分割，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不受地域空间与个人身份鉴别限制的人人可及，使基本公共服务最终走向公平享有，民生保障与民生改善获得普遍而切实的制度支撑平台。

　　◆倡导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公共服务既然包含纯公共品和非纯公共品，这就意味着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主体不止是政府部门，还应包括企业主体、众多的准企业性质的事业机构，以及由居民主体整合而成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机构）。因此，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应当倡导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公共服务供给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我国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的要求是覆盖全体国民，为全体国民提供最低生存保障，包括基本就业保障、基本收入保障、基本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基本退休保障等等。让人人都享受无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不是任何私有经济或非政府成分能够承担得了的巨大社会工程，政府必须承担起这份应有的公共职责。

　　其次，企业和事业机构要适当承担部分公共服务的供给任务。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所有公共服务都包揽下来垄断经营，而应该把一部分竞争性强、经营性强的公共产品交给民间资本去投资经营，才能减轻财政负担，把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到满足全体公民的最基本的公共需要上来。当然，民间资本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必须做到适度规模、符合标准、规定质量、合理收费，政府也不能因为民间资本承办公共服务而撒手不管，仍然要施以政策引导、业务监控、资费调节、核准补贴等措施，从而办出既多方参与又让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事业。

　　再次，要发挥民间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动员它们为劳动力培训、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科技普及贡献力量。为此，政府部门要制定有效的政策给予鼓励和扶持，并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灵活有效机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最后，应该发挥市场经济中居民主体的重要作用，鼓励他们在享用公共服务的同时，按照公共责任向公共服务事业纳税、捐资、缴费，从而建立政府、企业、居民以及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权责一致的公共服务社会网络系统。譬如，基本社会保障系统应该包括由政府主导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层面的年金缴纳、居民层面的商业保险项目和社会层面的各种扶贫济困基金，这样才能使真正意义上的广泛覆盖的公共服务系统充满活力且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建立以民生为指向的公共服务系统，既不能笼统地实施“市场化”安排，也不能僵硬地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