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２０多年，但现在读起来仍然倍感亲切。

　　第三，将上述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为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体制。而且，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但这里所说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摆脱了改革以前长期存在的，认为经济制度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左”的观念的，是立足于经济制度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的。因为，按照前一种观点，必然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倒退。只有按后一种观点，才可能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上述只是邓小平关于改革性质的一方面的表述。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在下述两种意义上把改革性质称作是“革命性的变革”：其一，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的性质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改革看成是革命性变革”。其二，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意味着改革虽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在体制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

　　显然，从内容上说，上述两种提法又是完全一致的。上述两种提法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前一种提法可以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改革滑向右的资本主义道路。后一种提法可以保证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防止“左”的错误的干扰。

　　改革的原则

　　第一，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但这种试验不是像有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做法。实际上，这种试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工作方法。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样，像做其他一切工作一样，改革也必须先经过试验。还需指出，邓小平针对人们受“左”的观念特别是姓资姓社观念严重束缚的状况，还多次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其一。其二，他同时提出“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其三，试验成功了的再推广。正如邓小平说过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所有这些都浸透了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方面，他常举的突出例证是：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政策。”“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的。”需要指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历史唯物论关于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的充分体现。而且，这方面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点完全一致。当然，不能像改革前“左”的错误盛行的时期那样，把群众的实践仅仅归结为体力劳动者的实践，而应该像改革后那样，把群众的实践完整地归结为脑力工作者和体力工作者的共同实践。

　　第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这方面，邓小平曾发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语言：“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邓小平看来，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几个最重要环节。

　　第四，实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判断经济改革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是非的三项标准。即“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强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些观点是深深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